作者 |杨帆
编辑 | 吴擎
“黑熊肉叉烧和红酒，简直是绝配。”
11月中旬，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自民党“野味议员联盟”的一场会议上品尝着熊肉料理，面对镜头从容提议：日本民众不妨“通过食用的方式调节熊的数量”。
同一时间，日本各地正经历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轮“熊灾”。根据日本环境省发布的数据，截至11月初，本年度已有超过180起熊袭击事件，13人死亡，170余人受伤，数量均创下200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日本熊袭受害者人数变化/图源：nippon.com
日本所遭遇的，并非一国独有的危机。近年来，全球人熊冲突频发。2023年，斯洛文尼亚政府在2023年批准一年内捕杀230头棕熊。2024 年，美国怀俄明州提顿县及杰克逊镇的 “人熊冲突事件” 至少 168 起，是长期平均值的 2 倍。今年以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熊类冲突报警已突破月均千起……全球性的人熊冲突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生态议题，也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公共治理难题。
在此背景下，石破茂那句关于“吃熊”的言论，格外刺耳，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压力之下的焦虑，以及在人熊冲突不断升级时，一部分人开始寻求极端的解决方式。
但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吃不吃熊”。当熊从山林深处逐步逼近人类居住区，当野生动物管理变成公共安全危机，摆在日本和所有正在面对类似困境的国家面前的，是一个跨越生态、治理与文化的更大命题：在人类不断扩张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与熊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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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林到街头
香菜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秋田县的中国人，她告诉南风窗，“现在每天出门都心惊胆战，担心自己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正好碰上熊。”
在她的记忆里，过去几年，熊主要活动在山林深处，只有在深山捡山菜或者徒步旅行的人，才会偶尔听说“遇熊”的故事。从去年开始，开始偶尔能在秋田县的市区看到熊。直到今年，熊的行踪明显靠近了人类生活的范围，停车场、公园，甚至医院和商场附近，都有人用手机拍下熊的身影。
出现在人类生活范围的熊
“很多人只是遛个狗，或者在自己家农田干活，就被熊袭击了。感觉熊好像是在试探人类有多少能耐，特地挑衅一样。”她说。
这种被熊“包围”的紧张并非她一个人的感受，香菜发现，几乎身边所有日本朋友都有过远距离遇到熊的经历，其中大部分人是开车时看到熊的身影。
香菜注意到，现在当地所有便利店门口和山林入口都贴着醒目的“熊出没注意”提醒，而她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熊出没”“熊目击”的通知。
2025年10月25日，外媒电视台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秋田县一片森林附近贴着一张“注意熊出没”的警告标志/图源：广州日报
如果把视线从秋田拉远，就会发现熊群向人类居住区扩张的背后，并不是某几只熊“走错了路”这么简单，而是一整条生态链的失衡。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与东北森林管理局的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日本多地橡子、山毛榉果实等熊类主要食物遭遇了“毁灭性歉收”，青森、岩手等核心产区的减产幅度高达八成。这些树生坚果是黑熊冬眠前储存脂肪的关键来源，一旦粮仓告急，熊原本“进食—囤脂肪—冬眠”的自然节律被打乱，它们不得不走出熟悉的山林，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
福岛大学副教授望月翔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醒，当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时，熊更倾向于进入人类聚居区，果树、玉米田、厨余垃圾、饲养的家畜，都会成为它们的目标。
另外，近年来，日本暖冬、阴雨增多，植物开花结果的节奏被打乱，原本应在严冬沉睡的熊，也越来越多地选择冬季不冬眠，这也就导致人熊接触的时间增加。
日本群马县沼田市一家超市内，监控拍下熊出没的画面
与此同时，日本乡村正经历人口流失与农业衰退，曾作为自然缓冲带的“里山”因缺乏耕作而逐渐荒废，杂木林蔓延，废弃房屋和空地成为熊的新藏身点。香菜居住的区域正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附近杂草丛生加上离山林比较近，正属于熊夜间活动的高风险地带。
进城的熊越来越多，而猎人却越来越少。
“大日本狩猎协会”的统计显示，日本全国持证猎人从20年前的约20万人，锐减至2023年的约9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年逾六十，真正具备经验、能执行猎熊任务的专业猎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香菜从当地居民那里听说，由于报酬低，风险高，日本猎人猎熊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谁也不想为了这点钱去拼命”。
即便有猎人愿意行动，日本严格的法律限制也大大增加了捕杀难度。日本《狩猎法》规定，在公路、居民区1.5公里范围内禁止开枪。2018年，北海道一名猎人成功捕杀闯入民宅的熊，却因枪口朝向建筑方向而被吊销持枪许可。案例在前，猎人们不敢轻易扣动扳机，这样一来，越靠近居民区的熊越难以被及时制服。
2025年10月20日，日本岩手县盛冈市一处博物馆出现一头熊，该熊随后被捕获
当民间力量溃退，日本的治理体系被迫向前一步。
地方政府被授予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狩猎的权限，面向猎人的补助标准同步上调，用于提高报酬、增设铁笼陷阱，并尝试重建部分“里山”缓冲带。有的地方开始试点使用无人机巡逻和监测熊的活动轨迹，在果园、蜂场周边加装电网，防止夜间“熊来访”。自卫队虽然不能在居民区内开枪，但会参与封锁区域、协助设置陷阱、回收熊尸体。
愈演愈烈的“熊灾”让日本社会认识到，这场危机不再只是某个地区与熊的对峙，而是一场牵涉生态安全、地方财政、人口结构乃至公共秩序的综合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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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灾”发生后
当熊的足迹从山林蔓延至街巷，它带来的不只是刺目的伤亡数字。真正的冲击与伤害往往更隐蔽，也更难以愈合。
“熊出没”带来的恐慌改变了香菜的生活，由于所住的居民区夜间照明不足，她总担心熊会潜伏在暗处，伺机突然袭击。“我现在走夜路必须打手电，边走边回头，就怕熊从背后扑上来，因为熊尤其喜欢攻击背对它们的人。”
香菜的同事们因为“熊灾”调整作息，有人甚至提前下班，赶去学校接孩子：一旦有熊在校园附近出没的通知，学校便会要求家长立即将孩子接回。对很多家庭而言，能不能安全回家，忽然变成了需要每天确认的问题。
中国札幌总领事馆在提醒公民注意野生动物风险的通告中特别提到，遭受惊吓后可能出现“急性应激反应”，包括心悸、失眠、易惊、持续警觉等症状，若缺乏及时干预，严重者甚至可能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日本北海道等地熊害频传/图源：广州日报
一名在北秋田市遭遇熊袭击的男性，事发一年后，尽管他身体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但心灵的创伤却远未平复。他提到，自己至今仍会在深夜被袭击时的声音惊醒，外出时也总忍不住下意识地确认周围是否安全。
然而，日本在应对“熊灾”时，对心理创伤的关注十分有限。许多市町村的防灾措施侧重可见的风险，比如分发防熊喷雾、设置防护栏、安装摄像头、张贴警示标志，但对于那些在惊吓后陷入长期焦虑、无法独自外出的民众，几乎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窗口或支持方案。
在经济方面的补偿，同样暴露出日本的制度缺口。
在日本现有的保险与共济体系中，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并不总是被自动纳入“标准保障”范畴。有保险从业者指出，许多火灾保险将“有害动物造成的直接损害”列为免赔事项。换言之，熊类闯入农舍、撞坏门窗、破坏仓库，常常既不属于火灾险，也不在地震险、风灾险的保障之内，能否获得赔付，往往要看投保人是否额外购买了特定附加险，以及保险公司对条款的解释。
农业收入保险与农作物共济制度虽已将“鸟兽害”纳入补偿范围，但其更关注收入损失的评估，而非对“某一块被熊踩坏的稻田”“某一间被熊夜间闯入的仓库”等具体事项进行逐项、明晰的认定。赔多少、怎么算、哪些证据有效，都依赖当地农协与农业共济组织的细则与最终判断，这也让不少农户长期处于“理论上能赔、实际上难赔”的灰色地带。
11月5日，在日本秋田县拍摄的日本自卫队设置的用于捕熊的陷阱/图源：新华社
尽管日本政府通过《狩猎法》授权市町村实施“紧急射猎”措施，并对受害者提供一定补偿，但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衍生出新的难题。例如，若猎人在住宅区开枪驱赶黑熊，却意外打碎房屋玻璃或误伤停放车辆，责任应由猎人承担、由地方政府承担，还是视作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害？类似问题在现实中屡次出现，却始终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
这也就导致许多受害家庭不仅要面对攻击造成的实质损失，还要承担高昂的免赔额、复杂的举证流程，以及无人承担的责任空白。在熊灾面前，他们往往既无力防守，也难以获赔。
相比之下，中国在野生动物侵害补偿方面的制度则显得更为明确。西藏自治区自2025年起实施新版《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补偿标准》，明确规定因野生动物致死的补偿金额、农作物损毁的赔偿比例等，明确且量化的标准，能够在事发后为受害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
当熊闯入居民房屋，人类需要修补的远不止破碎的窗框与倒塌的围栏。制度的缺口、心理的裂痕、社区秩序的紊乱，都在这场缓慢而漫长的熊灾中不断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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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与“共处”
在日本政府下达猎杀指令的同时，日本国内对捕熊措施的争议不断发酵。
10月22日，日本熊森协会发布《针对北海道、东北等地熊异常出现的紧急声明》指出：“当前迫切需要的不是杀死熊，而是防止破坏，采取科学措施将人熊栖息地分离，并切实恢复深山的觅食环境。”
在社交倡议平台Change.org上，一个名为“思考日本与熊的未来会”的民间团体发起请愿，呼吁政府减少单一的“捕杀式应对”，强调森林复育与熊的生存权利。他们在倡议信中表示：亚洲黑熊是森林健康的晴雨表。”有支持者在他们的请愿帖下留言，认为“政府猎杀熊的行为无异于弑神。即便麻烦，他们也应该先想方设法阻止这种行为，而不是夺走一条生命。”
《冬季猎熊的人》剧照
目前，国际上对于解决人熊冲突的策略更侧重基于自身生态特点与社会条件而开展因地制宜的指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呈现出显著差异。罗马尼亚是欧洲棕熊第一大国，其在2019 年起放开对棕熊的狩猎，到了2024 年，捕杀配额从 220 头提至 481 头，同时禁止猎杀带两岁以下幼崽的母熊、高保护价值棕熊（CIC 评分超 400 分）。然而，此举遭到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反对，但政府仍坚称这是 “缓解冲突的必要手段”。
对此，由深圳市质兰公益基金会资助的“雪境项目”，专注于基于社区的综合性人熊冲突缓解实践，创始人尹杭向南风窗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尹杭长期驻扎在我国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南侧地区，长期与牧民打交道，在她接触的社区里，“许多牧民并不简单地将熊视为‘害兽’，更不会轻易捕杀。”她解释说，“在牧民的传统观念中，熊是山的守护者，具有某种神圣性，人对熊，敬畏在先。”
因此，当熊频频靠近村寨，当地牧民首先想到的不是开枪，而是怎样防御。但问题是，防御往往比攻击更困难。
红外相机记录到棕熊走进牧民家的院子/图源：青海西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熊太聪明了。”尹杭说。很多年前，为了防止熊闯入房屋，有牧民想出一个办法：在房顶罩上黑布，让房子看起来像一顶废弃的帐篷。一开始，这招的确奏效，熊会绕开“黑布帐篷”，去别处觅食。但这种伎俩很快失灵，时间长了，熊已经能分辨出哪些是被布罩起来的房子。鞭炮、喊叫、放置钉板，这些在人类看来足以构成威慑的方式，一旦被熊适应，就会一一失效。熊在不断学习和调整，如果人类的防御停滞不前，就只会变得越来越被动。
为此，“雪境”项目尝试和牧民一起，搭建起一个以社区为主体的防护系统。整套防护设备费用的10%或15%由牧民承担，其余由项目补贴。
当被问到为什么需要牧民承担一部分费用时，尹杭表示，这种投入能让牧民真正把防护视作自己的事，从被动接受援助变成积极参与管理。防熊不再是外部团队的任务，而是融入整个社区生活的责任。
在这套体系中，电围栏是最核心的防御设施。刚安装时，不少牧民对它心存戒备，担心电网会误伤到人。直到有人亲手触碰，确认电流只是瞬间刺痛而非致命电击，他们才放心使用。后来，牧民们甚至发展出自己的电压测试方法：每天清晨绕着围栏走一圈，用一根铁丝轻触网线，靠声音就能判断当天的电量是否足够。
牧民帐篷外的电子围栏/图源：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但对牧民们来说，真正难以改变的，并不是围栏外的硬件设施，而是围栏内的生活习惯。长期以来，牧民习惯将风干肉挂在户外通风，对人来说气味并不明显，但在熊敏锐的嗅觉里，它们都会成为清晰的信号。
为了减少食物诱因，牧民们逐渐达成了“不在房屋内存放食物”的共识。然而一次意外让人意识到，这条原则还远远不够。某户牧民家按当地习俗，将一只未完全风干的羊头挂在房梁上，作为辟邪之物。当晚，一头熊循着气味靠近屋子，绕过围栏，在对应羊头的位置掘开了土墙。
那一次房屋被破坏，对牧民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却也让他们真正开始思考：什么才算“食物”？哪些东西在熊眼中是诱因？如何从熊的视角，重新构建一套真正有效的防御规则？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转变，牧民们开始轮流检查垃圾点，重新规划食物储存方式，确保所有可能吸引熊的气味源都得到妥善处理，从源头上防止熊类来袭。
这种从生活内部生长出的经验，与日本部分地区的思路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试图依靠扩大猎杀权限和紧急射猎来遏制熊灾，但在缺乏系统性食物管理、生态复育以及思维方式转变的情况下，熊灾很难被真正缓解。
在缺乏系统性食物管理、生态复育以及思维方式转变的情况下，熊灾很难被真正缓解
这不只是防熊理念的差异，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方式。
日本的“熊灾”，是里山荒废、冬季不冬眠比例上升、森林食物链崩塌、食物管理混乱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简单扩大猎杀权限，短期内可能有效缓解人与熊的矛盾，但长远来看，只会导致生态系统更加失衡。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猎杀，而是猎杀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人与熊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边界、尊重与生存权的考题。在“捕杀”与“共处”的争论背后，核心课题或许是：人类能否在发展的进程中，为其他生命留出足够的喘息空间，并重新学会那份基于敬畏的、与自然和平相处的古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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